《小镇之红色风暴》

              第六章   母亲的选民证

       六、弯扁担不断

我的五叔娘就曾经被下放到农村。五叔娘命运多舛。解放前夕，新婚一年多，五叔意外身亡，她就守了寡。解放后她在县城教幼儿园。

 

1950年代中期，她与一个在县商业局当领导的南下革命干部陈叔叔，自由恋爱结婚，郎才女貌，誉满县城。陈叔叔和五叔娘生的小儿子陈钢，笑呵呵的“婴儿肥”乖乖照，放大成半张报纸那么大，摆在照相馆的玻璃橱窗里，来往路人都驻足欣赏，啧啧赞叹。

 

我十一、二岁时到她家去耍。他们家两间宿舍在山坡坡上。夏天的傍晚，陈叔叔和五叔娘，肩膀挨肩膀地坐在房门口矮板凳上，轻摇着圆蒲扇，眺望落山的太阳。

 

天呐！我是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亲眼看见“男女肩并肩”，惊诧得头晕目眩。觉得他们就像电影《柳堡的故事》里头的副班长和二妹子，像歌里头唱的那个“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哎哎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风车那个风车咿呀呀的唱呀，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那么浪漫和甜蜜。

 

谁知道，在1965年前后的“四清”运动中，五叔娘被抓出来批斗，定性为“地主婆娘用糖衣炮弹腐蚀革命干部”。组织上强迫离婚，开除公职，和原来杨家的婆母一起，被赶下农村。

 

弱不禁风的五叔娘在乡下整日以泪洗面，年逾六旬的婆母一双尖尖粽子小脚在田坎路上寸步难行。陈叔叔一个大男人，革命工作繁忙，还要操心高高矮矮三个小儿女的吃喝拉撒睡，独力支撑一个破碎的家庭，心力交瘁。

 

历经数年磨难，婆母去世。一直到文革后期“落实政策”，五叔娘才回到县城，“组织上”准予复婚，夫妻母子才得团聚。五叔娘的头发都花白了。

 

这个病病歪歪、干干瘦瘦，体重不到70斤的五叔娘，后半辈子一直和女儿陈三妹生活在一起。一年365天，有一大半时间，她都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但脑子一点不糊涂，记忆力惊人。

 

在女儿无微不至的照顾下，2008年，五叔娘居然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成为杨家、陈家、她娘家几代人中，第一个做九十大寿的高寿之人，印证了那句“弯扁担不断”、“活人床上睡，死人路上行”的大俗话。而比她年轻一点、身体壮实得多的陈叔叔，早已经离她而去了另一个世界。最使人难以相信的是五叔娘的女婿，陈三妹的爱人，一个英俊潇洒的部队转业军官，才40岁出头就患肝癌，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五叔娘的九十大寿寿宴在成都举办。多年不见的亲朋欢聚，笑语喧喧。当年的“婴儿肥”儿子陈钢，已经是南京一家化工企业的老总。

 

五叔娘和五叔的遗腹子杨霓丹，年过六旬，依然气质不俗、儒雅大方，是武胜县的西药行家。他爱人八妹，当年是武胜县城有名的大美女。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对帅哥美女夫妻的儿子，却是一个畸形的残疾人。

 

我看这个侄儿的面相奇特、体型佝偻、四肢僵硬、行动不便，就像世界著名电影《巴黎圣母院》里，那个丑陋的又聋又哑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他虽然不聋也不哑，但一开口说话，面部五官就东歪西扭的，语音也叽里咕噜含混不清。

 

 父亲母亲都健康又健美，儿子怎么会是这样？哪个遗传基因出了问题？

 

 我曾经恍惚听说是，八妹在怀孕期间常常感冒，又贫血，吃药过量，就生了个“怪胎”儿子。但是，二、三十年了，我都没有见过他们母子。

 

 霓丹告诉我:不是八妹怀孕期间吃药过量。生娃娃那天，是1976年9月18日。发作了赶紧送到县医院，可医生、护士全部都去参加毛老人家的追悼会去了。毛老人家是9月9日逝世的。9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百万人的追悼会。全国各地人民也都在同一时间开追悼会沉痛悼念。

       武胜县城的追悼会，全县城所有的机关单位、学校师生、街道居民全都要参加。八妹在空空荡荡的医院里痛苦挣扎了几个小时。她痛得哭哇，喊呀，我只有眼睁睁地、无可奈何地看着。娃娃在肚子里憋了几个小时，后剖腹出来，已经被憋得全身青紫、半死不活。小命抢救出来了，人却成了这个样子。幸好智力没有大问题。现在一天到晚就在家里面整电脑……

 

霓丹说得很淡然。可我听人说，三十多年来，两口子把全部心血、精力、财力都倾注在这个畸形儿身上，强烈的自卑感压得他们一家人几乎从不和亲友往来。

 

 二、三十年前，我那个当接生员的露姐，曾经十分热心地撮合霓丹夫妇收养一个农家户超生的健康可爱的弃女，设想兄妹俩青梅竹马地长大，日后可以多一个人照顾他，甚至说不定还可以成为夫妻。可霓丹夫妇委婉地拒绝了：“我们不能让第二个娃娃分享我们对他的爱心。”所以，夫妇俩也没有再生育第二胎。

 

 现在霓丹两口子最揪心的是，他们老死以后，“宅男”儿独身一人，无兄弟姐妹，无妻室儿女，无依无靠，怎么活下去？

 

哎，连从来不相信什么风水时辰的我，都迷惑不解了！

     天老爷呀，天老爷呀！早不生，晚不生，八妹你怎么赶上这么个特殊时辰生娃娃呢？撞错了一个时辰，大人娃娃都痛苦、遭罪一辈子！

 

   七、苦乐年华

 

我妈织毛衣织了十几年、织了几百件，可没有一件是自己的。直到1980年代中期，在南充地区文化局工作的我，都人到中年了，才把年迈的爸爸妈妈接来同住。我写点小文章挣了一点儿稿费，买了红红、黑黑、灰灰一大堆毛线交给她。妈一边打毛衣、一边哼小曲儿忙了几个月，给她自己、我和爱人、我两个儿子，每人织了一到两件毛衣，且式样不同，花色各异。看着我们一个二个欢天喜地试穿新毛衣，妈哈哈连天地说“了了心愿了”。

 

直到现在，我爱人冬天还穿她织的毛裤、护腿而感叹：“哎，妈给我们留了想头。”

 

我妈这一生，教了几年书，大半辈子是家庭妇女，基本上一生平安。就是被打成“漏网地主分子”、“国民党县妇女主任”，三天两头被抓出来批斗那几年，惶惶如惊弓之鸟。但，几十年里，我妈从来没对我讲过半句她挨批挨斗、罚跪高板凳的屈辱和苦痛。

 

回想我妈一辈子最大的人生贡献，就是养育了十多个孩子成人成才。

 

我爸是杨家长子。俗话说长兄为父，长嫂为母。杨家叔伯姑姑的子女，几乎都在我家寄养过，短的一、两年，长的五、六年。我妈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地抚养大了父亲前妻留下的女儿，自己亲生的五个儿女，五、六个侄儿侄女，还有四、五个家孙外孙。她调教出来的娃娃，有教师、医生、技师、公务员、大学生、留洋博士……，虽然说不上是栋梁之才，却没有一个危害社会的不良分子。

 

  2011年5月底，我爸前妻生的女儿，我年近七旬的二姐杨露丹，眼泪汪汪地给我摆老龙门阵：那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有一天，妈突然走到我在南充五中的家里来了。那时候，没有电话可以预先联系，也没有公交车、出租车、三轮车可以坐。隔了几条街呀，那么远呀，她是叫云丹带路，走一段路，歇一口气走过来的。云丹把她送到学校门口，告诉她我住几楼几号，就忙着到单位去上班了。妈那时都70多了。敲开门见到我，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两步楼梯太高，她是跪着爬上来的。我问，妈你有啥子急事呀？妈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哎呀，天哪，活了40多岁了，我从来都不记得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也从来没有做个生。妈还估到给了我20块钱。那时的20块钱，好值钱哟！比现在的两百块还管用。而且，妈她自己没有一分钱的退休金啊！…… 

 

我爸1984去世，我妈1997年最后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享年84岁。爸走后的14年里，妈一直随儿女们生活。我代表兄弟姐妹们献给母亲的挽联是：

      苦乐年华八十载   育儿育女育爱孙

    欢愉晚景十四秋   享福享寿享天伦

横批：一生平安

     我母亲的骨灰与父亲合坟，他们双双长眠在中心中学的好望角上。

我父亲母亲的这一辈子，正如母亲当年哀悼父亲的挽联所表述的：

     甘苦与共魂系宝阑

    相濡以沫泪洒介生